五、民国地主不好当（北方篇）[第2页/共3页]

如此说来，地主的糊口应当是非常轻松落拓的啰？

但是，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，只是想要过上比较当代化的糊口，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——按照1930年的一份统计，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当中，统共只要自行车7辆、手电筒6个、热水瓶2个，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。电灯是不消想了，因为乡间普通底子没有电力，也没有自来水。如果还要本身弄发电机的话，仿佛只要那些雄师阀的家里，才气拿得出这很多款项。比方清末的袁世凯，在老故乡间退隐之时盖的别墅，内里不但有电力供应，还拉了电报线，连私家电报房都有。

按照1930年的一份村落调查显现，如果没有工贸易之类的分外支出，只靠地里刨食，也没有体例回避捐税的话。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，才气顿顿都吃白面馍馍，逢年过节吃一顿肉。

平时，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尽管吃苦，有事情还能够征发佃农无偿退役。到了秋收的时候，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。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，则逼迫农夫卖儿卖女来抵债，或者发一点善心，酌情答应他们减一点租子，根基上跟当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未几。

5、民国地主不好当（北方篇）

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，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，作为内战的重灾区，河南省在全部民国期间，老是不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另有流寇们一遍各处洗劫——白朗叛逆、镇嵩军、巨匪“老洋人”、红枪会、冯玉祥的百姓军、北伐战役、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……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匪贼，几近被打烂了。

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，主如果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，简称“国粉”的真脸孔。以及那些高雅的“民国范儿”在普通百姓眼中的怪诞。不然，不管我如何描画民国期间的平常糊口，都老是会有人提出这些“汗青发明家”的“新观点”，“证明”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，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装点汗青。

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，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，也不敢多吃，要拿出去卖钱缴税，以及换一些洋火、食盐、布匹之类的必须品，只留下棒子面、高粱面之类的细粮来给本身充饥。

但是，一旦或人的地盘大到了如许的程度，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，那么底子就看不住场子。而有了上万亩地步，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，凡是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。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，这些好不轻易弄到手的地盘，最后也别希冀还能保得住。

最后，哪怕在我党出世之前，乡间的农夫也是整天抗租肇事，各式拖欠，想要把租籽实足地收齐，根基就是不成能的任务。特别是收成很差的时候，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，让地主家里甚么都收不到。

以是，在民国期间的华北和山东地区，固然很多县里的地主豪绅，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，还在荒年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，操纵高利贷来剥削农夫，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作主食，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，乃至于到东北去“闯关东”。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匪贼的肆意横行之下，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以外，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。

在如许的环境之下，费事农夫当然是九死平生。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暗澹非常。即使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，也得起首拿出来招募仆人，采办兵器，加高院墙，构筑土堡，抵抗匪贼和流民的劫夺，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军队。能够保持保存就已是极度不易，更别提甚么豪侈享用了。

在如此频繁的战乱当中，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，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。

陕西原有人丁1300万，但在这三年大荒中，沦为饿殍、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，流浪失所者600多万，二者合计占全省人丁的70％。按照某些本国记者的描述，饥民的尸身常常在安葬之前就消逝了，在一些村落，人肉乃至被公开售卖。

北方各省乡村被“预征”赋税的状况，固然不如四川这么怪诞，但因为天然前提差，灾荒频繁，官方财产有限，战役的粉碎惨烈，实际的承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。

与当代那些运营大农场的农业本钱家分歧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，仿佛底子不消体贴选育良种、租用农业机器、采购化肥和农药，也不消体贴如何兴建浇注水利工程，而是把统统交给农夫本身打理。

……这个……如何说呢？像如许落拓余裕的地主糊口，在清朝的承闰年景里倒是另有能够呈现。但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……呃……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地主家也没不足粮哇！”

其次，在民国初年的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，就算是赶上了不兵戈的年代，军阀们为了扶养庞大的军队，以及保持豪华的糊口，从而分摊给地主们的赋税，也远比清末期间更加沉重。

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，用饭的配菜也只要大葱、萝卜、咸菜，向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，荤菜天然更不消提了。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，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。

总之，民国期间的地主，并不如何好当。

上面言归正传，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期间，你会穿越到民国期间的甚么处所？

在杨白劳眼中，黄世仁无疑是主宰存亡的存在；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，黄世仁也就是个屁。

要晓得，在民国期间的一大半年代里，中都城是一个没法无天的紊乱天下。那些军阀们的兵马，在多数会里多少还讲点规律，到了乡间就完整跟强盗无异。

比方在民国初年，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，一边大肆分摊“光复款”。因而，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当局，号称“复辫豁款”（我要持续留辫子，以是不交钱了）。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，皆觉得“人思圣清”！

但是，跟之前的清朝比拟，浅显农夫的糊口前提不但没有更加的当代化，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——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冗赋，地主们遍及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，如果只收五成租子的话，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德了。在交纳了地租以后，佃农的余粮凡是已经不敷保持生存，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，从而堕入“借了新债还旧债”的螺旋圈套，从而负债越来越高，终究家破人亡。

那些能够在乡间过着豪华糊口的人，要么是别的有工厂、商行、矿山、鸦片之类的非农财产分外支出，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。